假设一小部分人居住在地球的某一个偏僻的角落，与其他的人不发生联系。在这种自然的自由状态中，他们首先想到的将是社会。激起他们产生这样想法的机缘会有千万种之多。一个人的力量与他的需求相关是如此悬殊，他的心灵又是如此不堪永久的寂寞，以至于他不久就不得不去寻求另一个人的帮助和安慰，而这另一个人，相应地也有着同样的要求。四五个联合起来的人就有可能在荒野中建立起一个还算过得去的住所，而一个人也许可能会忙碌终生而一无所获。

这时就出现了一种吸引力，马上会把这些人组成社会，而彼此从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幸福就会确立起来，而且只要人们始终真正公正地互相对待，法律和政府的义务就是不必要的。然而，由于唯有天堂才不会孕育邪恶，结果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刚刚克服了在共同事业中将他们团结起来的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便立刻开始无视相互之间所应尽的情谊。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表明了建立某种能够弥补德行缺失的政府形式的必要性。

这是托马斯·潘恩在他那本著名的《常识》中的精彩表述，这段话说明了政府和社会因何而起源。潘恩认为，社会是由于我们的需要而产生的，而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产生的；前者通过联结起我们的情感来积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后者则通过限制恶行，消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也可以说，社会的存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件好事，而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种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忍受的祸害。政府就像衣服，是我们失去了天真淳朴的象征。可以这样说，政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民想生活得更自由、安全一些，政府受人民所托而存在。

什么是国家？罗素说，国家的本质是国民集体权力的总和。它是由一定区域内的全体居民结合起来而组成的，按照政府的命令来运用他们联合起来的力量。所以，政府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有时候，国家的概念大于政府。但在很多特定的情形下，国家和政府又几乎是等同的，特别是在说到权力的运用的时候。

罗素认为，在承认某种形式的国家继续存在是必要的同时，也应当承认，其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以保证非绝对需要不去使用这些权力。国家的权力越大，公民的自由越少。它把权力一部分用于对内压迫，另一部分用于对外战争或备战。

因此，对国家歌功颂德和宣扬公民必须效忠国家的观念都是绝然违背进步和自由的。国家虽然有存在的必要，但它仅仅是一种手段而已，要想不让它作恶多于行善，就得尽量慎重、尽量少地使用它。

进而，罗素认为，爱国主义情感所注重的只不过是本民族的利益，而不是全人类的利益。一个充满了爱国者的世界可能是一个充满了斗争的世界。一个民族越是信仰它的爱国主义，就越会变得发疯似的漠视其他民族所遭受的损害。

所以，罗素说，我们要效忠的不是国家而是社会，是现在和将来所有人类的全世界的社会。一个美好的社会不会产生于国家的荣耀，而是产生于个人的自由发展；产生于日常生活的幸福；产生于每个男女都有符合个人兴趣并能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工作；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由而又充满爱，在感情中消除了因失望而产生嫉妒的根源；更重要的是产生于生活富有乐趣并在科学和艺术的自由创作中得以表现出来。……一切美好的东西必须实现于个人身上，而一个志在重塑世界面貌的政治制度，其终极目标必须是个人的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