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性的时代。这话不错，知识分子需要一个相对宽容和自由的环境。在这里，“不理性”这个词用的还是很讲究分寸的。有些情形，要远甚于“不理性”。王实味就死于一个“不理性”的年代。

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介绍，王实味早在1926年就入了党，1936年到延安。1942年，王实味是最大胆的对现实进行批评的作家。他发表文章说，文学要独立于党派，要敢于批评社会，他在理论上说明必须把某些领域同政治分开。他说，艺术家“应该勇敢地、然而也要恰当地暴露所有污浊和黑暗；并把它们洗涤干净……暴露和清洗工作决不仅仅是一个消极的工作，因为黑暗逐渐褪下去，光明就会自然地增长。”

王实味在报上写了几篇杂文，抨击当时的官僚作风。王实味写的最著名的、最有力度的文章就是两篇《野百合花》，在文中，他抨击了延安的等级制度和实际存在的不平等。结果触了龙须，于是整风运动开始了，王实味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剑桥史是这样描述批判的：“无休无止地叙述一个人的失误，不断地给他以帮助教育以及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产生了深刻的情结危机，最终打垮了那个人的内在意志。这个人只有向党的权威及价值观念缴械投降，才能从这些压力下获释和赎‘罪’。”

王实味被打成“托派”，陈伯达、范文澜、艾思奇对其痛加贬斥。最后，连丁玲也对其进行批判。在延安的作家中，丁玲一开始也和王实味一样，主张文学要独立，要抨击社会。

对王实味的批评进行过多次，也有很多人劝他，但王实味拒绝写检讨。在红军从延安撤退时，他在1947年春天被秘密处死。

关于王实味事件，早已有很多深刻的分析。我要说的是，王实味是一个勇敢的敢于坚持真理的知识分子，他威武不能曲，坚持自己的看法，拒绝向错误低头。

事实上，我们一直对知识分子有这种期望，就是他们能有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知识分子往往是社会良心的体现。官僚靠不住，政治需要监督，社会需要批评，所以人们通常希望知识分子能说真话。知识分子一旦沦为权力的工具，或是成为权力的奴隶，人们便大失所望。贪腐的官员和堕落的文人同样让人不齿，更有人把这样的文人和妓女相比，只不过他们出卖的是身体的上部。

我们现在的时代，已比过去有了较大的进步，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间。很多人可以相对大胆地言说、写作，其中还有些人生活得相当不错。这种自由还体现在选择的自由上。王实味当时是没有第二路可走，必须要同权力保持一致。现在，这种强制性的力量没这么强大了，知识分子可以选择体制外的生活，不必沦为某种工具，说些昧着良心的骗人的谎话。

当然，现在的人们对知识分子盯得也紧了。比如前阵子葛剑雄先生因为参与了中华文化标志城事件，成了人们批评的对象。这说明人们不希望知识分子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目前这种选择相对自由的环境下，那些主动向权力抛媚眼，甚至为了荣华富贵甘愿昧着良心写文章的，越发为人所不齿。柏杨把这种文人称作“文妖”，很是恰当。即使被权力看中，知识分子也可以大胆地拒绝，而不必担心像王实味那样被枪毙。另一方面，这些人如果真是为生活所迫，倒也可以理解，这可以解释为被权力劫持，但很多人并非如此，而是主动“献身”。

在很多时候，这些堕落的知识分子还会处于言论的制高点，站在“正确”的一边。但正如当初批判王实味的人，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一样，这些人也早晚会被揭穿，露出真正的面目。他们只能喧闹一时，而不会蒙蔽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