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这本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1921年，杜威夫妇即将离华回国，在临行前的宴会上，杜威夫人讲了一个小故事，她说：“我到高师上课去，看见一间教室，有四个学生在那里，一个人在奏钢琴，两个人在拉不同的两种弦琴，一个人在高声朗诵。这样的情形，在一间房内，可以有异调异器而竟同时发展，各不相妨，这是从前少见的。这个故事，是我到中国来所得的最可宝贵的珍品，什么事体都可以用他来说明。”
    杜威夫人又发挥说：“这是我终身忘不掉的纪念，就是和一室内各事其事的学生一样，能用异器异声异调去找相当的谐和。无论怎么好的事总抵不上这一件。将来找到一个大家共同的目的，渐渐地异途同归，这才是中华民国真正统一这一天。”

这是当时的翻译，如果是现在，“谐和”肯定翻译成“和谐”，它也就是这个意思。要说这外国人就是和我们不一样，就从这件破事就能看到美好未来了。“异器异声异调”共处一室，她看是和谐，但照我们看就未必是了。即使现在的大人老爷们看了，也肯定会说，怎么乱糟糟的，来，大家一起朗诵诗歌。或者说，来，大家一起来唱京剧。

在我们看来，各种声音都有，太乱了，不和谐，我们习惯于整齐划一，异口同声，同唱一首歌。但老外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各种声音能齐发才是和谐。哪个说的对？试试就知道了，要你天天只听京剧，只唱京剧，看你可能受得了。

这本书的作者邵建说这个故事，其实很有现实的针对性。

现在有一种论调非常盛行，就是说我们的国民素质太低，不适合搞民主。更有很多官员，动不动就把工作做不好的原因归罪于群众素质低。国民素质仿佛成了挡箭牌。其实，这是个老话题，当年胡适就针对这个问题发表很多意见，也做出了很多努力。

鲁迅认为，要有好政治，先要有好的国民，所以，他主张改造国民性。针对民主的呼声，当时的吴佩孚也说“组织未备，锻练未成”。胡适对此不以为然，他反驳说：“若因为‘组织未备，锻练未成’就不敢实行民治，那就等于因为怕小孩子跌倒就不叫他学走了。学走是免跌的唯一法子，民治是‘锻炼’民治的唯一法子！”

吴佩孚未必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总要找个借口。何况，民众都像懵懂的孩子，才最好统治。

鲁迅的逻辑是，没有好国民，便不会有好政府，国民素质问题不解决，民治便谈不上。相反，胡适则认为，问题不在国民，而在政府，即使国民有问题，也可以推行民治；因为民治本身，就有制造良好公民的效力。

民治就是民主政治，就是宪政。胡适说：“有人说，好人民须由民治或共和政体造就出来。人民只有在民治制度之下才能得到政治上的训练，才能变成好公民。反转来说，人民如果没有执行政治的权利，永不能得到那种相当的政治训练，永没有做好公民的机会。”

在胡适看来，民治制度最先进的国家也不是生来就有良好的公民，也是制度慢慢训练出来的。胡适指出：“至于那些采用现成民治制度的国家，他们若等到‘人民的程度够得上’的时候方才采用民治制度，那么，他们就永远没有民治的希望了。”

胡适认为，制度本身就有教育功能。制度就是一个游戏规则，当大家都按规则玩的时候，好的习惯就养成了。封建社会制造暴君和奴才，民主制度则塑造善良健康的好公民。

作者邵建进一步认为，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人。他说：“很显然，一个说谎成性的体制肯定养成国民说谎至少是不说真话的习惯，这不是‘国民性’而是‘国体性’。因为在既定的游戏规则面前，人本能地会作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如果一个‘萨达姆’＋‘萨哈夫’式的体制，反说自己是世界上言论、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地方，那么，你怎么可以想象这个国家中的一般人会说真话呢？他不用计算，也知道自己将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这时，‘卑怯’之类的国民性批判再尖锐再深刻也没用，要紧的就是要改变这个‘卑怯’的游戏规则。”

这本书，作者是在谈胡适和鲁迅，其用意，其实是现在。很多常识，因为谎言太多而被遮蔽了。